傅聪

　　听说他脾气暴躁，听说他为人情绪化，听说和他访谈最好做足准备
工夫，听说与他见面最好不要问错问题……

　　听说我要去访问傅聪，不止一个人这样问我：要不要我陪你去？

　　毕竟，对于傅聪来说，无论是国家民族、音乐艺术、父子之情、男
女关系，以至个人的传奇性遭遇，他都留下太多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与
传闻。

　　真正与傅聪见面，却发觉他亲切健谈，在仆仆的风尘和浓浓的倦意
下，坦率而爽朗地侃侃而谈。

　　问及父亲傅雷对他的影响，傅聪一幅“又是那个老问题”的表情，
笑着说：“我常常梦见我父亲，但是你总不能要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想：
我父亲又怎么样怎么样影响我了啊！”

　　然而每一个对傅聪有兴趣的人士都必然会看过《傅雷家书》，看傅
雷如何从小就把傅聪严加管教，把他培养成一个学贯中西优秀钢琴家。

　　傅聪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家庭千万不要误解《傅雷家书》，中国
孩子应该多点自由发展，父母已经把他们管得太多了！”

　　他指出，编辑《傅雷家书》时，父亲的很多书信并没有被编入：
“如果你看到他管的那些琐琐碎碎的小事，烦都烦死了！当然他有他的
天地、他的理想，他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的以身作则、为人处世，而不
是他的管教方式。”

　　傅聪希望看过《傅雷家书》的人都能得到好的启发：“这本书有很
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它不是天经地义的。”

　　真正令傅聪受用无穷的，是父亲那种启发性的教导方式：“无论是
教我数学还是《论语》，他从来都不解释。总是问很多问题，旁敲侧击，
让我自我启发，从小就培养独立思考的方式。”

　　他指出：“那是一种西方式的教育，自由式的、让个人个性发挥的，
不是管教严不严厉的问题。”

　　傅聪19岁进入华沙音乐学院，5年后定居英国。在欧洲生活了40多年，
他说：“基本上，我是个局外人。我在西方是个局外人，到了中国也是个
局外人。我是个奇怪的混合体，东方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甚至没有混合，
只是并存在我体内。”

　　傅聪指出，东方艺术强调天人合一，所有的艺术都讲求一种整体的东
西，比较主观、直觉，不像西方艺术那么科学化，一门一门的学问，分门
别类：“我虽然是搞西方音乐，血液里也存在着这种东方成分，这是我跟
其他西方艺术家不同的地方。”

　　而音乐会的演奏环境，基本上是属于西方的：“中国音乐有很多种。
古人弹古琴还要焚香沐浴，注重与自然环境合为一体，那是另一种性质的
音乐，不像西方音乐是为了与大众交流沟通的。”

　　傅聪喜欢演奏会的感觉：“假如我在几秒钟内感觉不到听众与我一起
呼吸，我就知道某些地方出错了。演奏有说服力的话，听众会被带着走，
而演奏会最好的评价方式就是听众的状况。即使那一场演奏在弹奏上不完
美，只要听众状况良好，那还是一场好的演出。因为它已经达到与观众沟
通的目的。”

　　然而，傅聪不喜欢西方人以独特的眼光看待自己：“在西方这么多年，
露骨的歧视是没有，但是他们会把东方人当作奇花异草一般。我刚刚到英
国时，曾遇到有人说：他多奇怪，他居然可以弹西方音乐！”

　　他说：“而当你成功的时候，他们认为那是基于你的‘异国风味’，
这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到了现在我已经赢了，他们认真地对待我
了。”

　　1958年，傅聪拒绝回国，由波兰出走英国，轰动乐坛，也轰动世界。
傅聪曾说，当时他是被情势所逼，迫不得已。

　　数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无数年轻音乐家在有所选择的情形下，也纷纷
移居外地。

　　针对中国音乐人才外流情形，傅聪说：“你不能怪他们。尤其是六四
以后，不光是年轻人，也不只是学音乐的。所有的中国人，第一件事就是
想出去，这是非常伤心的事。但是如果国家上了轨道，情形是不一样的。”

　　回想国家多年来所面对的波折，傅聪情绪激昂：“从毛泽东站起来的
那天开始，中国人全跪下来了！79年以前的中国，每一个人每一天不得不
以说谎来度日，这种心灵的折磨对一个民族的损害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
六四期间，中国人第一次都站起来，感觉到做人的尊严，但是中国并没有
抓住这一个大好机会。”

　　他认为：“六四以后，人们对国家更是绝望，大家都要往外跑，尤其
是搞音乐的，在中国有什么发展？！虽然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片大好，但
人民心理上是绝望了，大家只管赚钱，赚饱了往外跑就算了！”

　　他说：“我对前景一点都不乐观。但假如国家是换个情景，多少人愿
意回去？那时候，多少在外头发展得很好的，都跑回去了。”

　　傅聪相信，中国有所改变以后，这些外流人才还是会回去的：“假如
觉得中国有希望了，我第一个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