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何占豪，就想起《梁祝》。提起《梁祝》，就想起何占豪。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已是中国管弦音乐作品中的一
项经典，享有盛名已不在话下。

　　然而，那毕竟已是30多年前的作品了。

　　30多年来，日趋成熟的作曲家创作了更多更好的作品，而当人们
一提起何占豪时，想起的还是《梁祝》。

　　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何默默无闻？

　　何占豪80年代的新作《乱世情侣》、《莫愁女》在港台首演后都
风靡一时。我的同事阿伦经常与中国音乐界人士有所接触，提起这些
作品时，却发现中国国内对何占豪的这些新作竟毫无所闻。

　　结果阿伦一人就买了50多张激光唱片，派传单似地分送出去。

　　好作品不为知晓，阿伦很心痛。

　　对于何占豪本人来说，心痛是有的，但他却冷静地接受。他说，
这就是国家发展的一个过程。

　　“就像大学毕业生留学外地，我们总担心好人才都出去了，国内
见不到他了，很心痛。但想想这么做其实也是好的，他出去了转了一
圈，成名了，最后他却总会回来，回来后还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骄
傲。”

　　何占豪解释，《梁祝》是文革以前的作品，中国开放以后，他的
很多新作都在国外进行首演，也因此先在外地掀起热潮。例如《乱世
情侣》和《莫愁女》，是香港中乐团通过中国政府向他约稿，拥有三
年专利，因此在一定时间只能由该团演出，中乐团把乐曲在港台一带
演得很红了，中国国内还很难得到乐谱。

　　何占豪说：“这是很现实的情形。作品要到香港演出，我拿了一
根指挥棒就可以过去了。但是要想在国内演奏新作，是很困难的事，
也需要一大笔钱。现在国外有人肯出资金，作品在国外红起来，但是
三年后专用期一过，我们就能够把作品拿回来，给自己的乐团演奏。”

　　作品绕了一个圈子才回到自己国家，只是近十几年来中国乐坛的
其中一个现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音乐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何占豪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流行音乐
进入中国乐坛，形成一股冲击大潮，与经济大潮结合。搞严肃音乐的，
穷了。老音乐家们因此发了很多很多的牢骚。”

　　何占豪客观地分析：“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国
家，大多数人的音乐欣赏层次总是从浅的开始。群众喜欢流行音乐有
它的好处，因为从流行音乐入门了，可以由此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
使音乐普及化。”

　　他认为，对严肃音乐工作者而言，流行音乐有它的好处，不应把
它视为洪水猛兽，还应该参与其中：“流行音乐有好有坏，专业音乐
工作者应该教育群众，协助听众分清好坏，用我们的专业知识，靠近
它，使它丰富化、高雅化。流行歌曲也应该有它自己的风格，除了港
台风格，也应该把中国大陆各地的风格都带入其中，使它更美丽。”

　　何占豪也曾参与流行歌曲创作，根据李商隐名诗写成《相见时难
别亦难》，在中国各地及香港、澳门都很流行：“后来，澳门中乐团
音乐总监提议把它写成二胡协奏曲，启发了我。流行歌曲把它唱红了
之后，再把它写成协奏曲，流行歌曲听众不也就能够听明白了吗？”

　　近代中国乐坛，除了流行歌曲大行其道，也很少见到早期的大规
模作品和极具民族风味的民间小调。从事管弦音乐创作的年轻一代，
很多喜欢模仿西方现代手法，使作品显得非常西化而且难以引起听众
的共鸣。

　　何占豪的看法是：“音乐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就必须前进，这
是必然的结果。有些现代手法或无调性音响效果是能够表现某种情景
的独特手法，这是传统音乐所没有的。但是这些新的东西也有它的局
限性：不能深刻地表现内心世界。它能够表现某种意境，衬托某种情
景，但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旋律。”

　　何占豪授课时的第一节就经常告诉学生：音乐的功能就是深刻地
打动人类内心的思想感情。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大胆、求新，喜欢现代手法。但是他们不
了解传统音乐语言和音乐手法是多么重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
言，你可以学习外语，但怎么都不能像自己的母语那样运用自如。就
像唐诗经过翻译以后，韵味必然会失去很多。”

　　对于这些年轻作曲家，何占豪的态度是谅解和怜惜，而不是指责
和排斥：“凡事都必须经历某一阶段才能被认识接受。还处于摸索阶
段，不需要过度指责。过了一段时期，他们自己碰壁后，觉得自己不
行了，他必然会回头。到时候，他也许会把他的现代知识和传统的东
西结合，创作出新的东西。”

　　何占豪认为，不管作曲家使用什么方法创作，一件作品一定要被
本民族喜欢，尤其是被年轻人所喜欢，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近几年来流行歌曲虽然大受欢迎，何占豪却也观察到交响乐团的
年轻听众有越来越多的情形，使他感到非常欣慰。

　　交响乐团未来的发展也是何占豪非常关注的问题。

　　中国的许多乐团近几年来人才频频流失，水准大为下降，使何占
豪感到担忧：“中国过去的体制有它的缺点，但是社会改革后，不能
把好的东西也改掉！目前的乐团面对的是经济的问题。如果能有像香
港那样的高薪，团员就不会走掉。”

　　乐团应建立起什么样的体制，是提高音乐水准的重要一环：“以
上海交响乐团来说，每年招聘团员，引入国外的管理经验，根据水平
调整薪水，因此提高得很快。体制没建立起来的话，满脑子都是钱，
怎么发展音乐？”

　　何占豪对中国音乐的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

　　即使是在80年代初，乐坛上普遍提出“戏曲消亡论”的时候。一
般人都认为传统戏曲年轻人不爱看，迟早灭亡，何占豪却始终保持乐
观。

　　1983年，何占豪根据清唱剧《莫愁女》改编成二胡协奏曲，演出
时非常轰动，后台找他签名的年轻人很多。

　　当时何占豪问他们：“这是越剧，你听得懂吗？”

　　年轻听众说：“听不懂，但它很好听。”

　　何占豪说：“听不懂戏曲的人，都那么喜欢戏曲音乐。从那时起
我就知道，传统戏曲不会灭亡。”

　　无论经历什么样的时代，无论社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只要是好
的东西，就一定还有人喜欢，只要年轻一代能继续努力，未来就充满
希望。


个人简历
　　何占豪，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33年诞生于浙江，幼年热爱音乐，
1950年参加浙江省文工团，后来又在浙江省越剧团当乐队演奏员。演奏
小提琴、扬琴、打击乐等多种乐器。

　　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习小提琴，后又转作曲系专攻作
曲。1959年与陈钢合作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蜚声
乐坛。

　　80年代他开始对民族器乐写作发生兴趣，写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
侣》、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以及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
《节日赛马》、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等。

　　90年代何占豪对古筝发展热心，创作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古
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对古筝传统乐曲《月儿高》、
《春江花月夜》等也作了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