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名强

　　世界知名钢琴演奏家及教育家李名强教授80年代3次来新之后，一
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李名强教授现年60岁，近几年来专注于教育工作，目前担任香港浸
会大学驻校艺术家，经常在世界各地讲课、主持大师班及担任比赛评委，
去年还担任享誉国际的第13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评委。

　　李名强不久前来新参加南洋艺术学院“小小钢琴家国际大交流”，
问他久违的琴声什么时候再响起，他说：“手已经坏了。自1987年起，
我已经不再演奏了。”

　　我愕然，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一双曾经流泻动人音符的双手。

　　李名强举起一手，淡淡地说：“它已经张不开了。”

　　他解释：“其实自1971年以后，双手就是靠着打消炎药‘可的松’
，硬撑着弹琴的。文革期间养猪养得发炎，每天拎几百桶猪屎，不打针
手张不开。不过这种药不能打得太多，打了十多年以后，医生劝我不能
再打了。”

　　李名强学琴很晚，中年的黄金时期碰上文革，又早在50多岁的盛年
便停止弹琴，演奏生涯何其短暂。

　　他娓娓道来：“我是在10岁才开始学钢琴的。解放以前，没有人会
把钢琴当成一门专业。钢琴只是女孩子在家里弹着消遣的，就像学家政、
刺绣一样，功用是将来可以找一个好丈夫。当时我的邻居家里有一架钢
琴，我看着邻居的女孩弹琴，自己也很喜欢，但是家里说那是女孩子的
事，不赞成我学琴。那个时代，搞音乐的只能红白事上吹吹打打，在社
会上是没有地位的。”

　　李名强只能在课余时间学钢琴，直到16岁那年才专业学琴：“解放
以后，社会环境不一样了，苏联艺术家很有地位，大家对搞音乐为专业
的看法也转变了。”

　　李名强并没有在音乐学院念书，而是先后随当时居住在上海和北京
的德国音乐家威顿堡和俄国钢琴教授克拉芙琴柯学琴。

　　1956年，李名强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从事教学。之后他3次在国际音
乐比赛中得奖，包括1960年在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第4名。

　　自此开始了他的演奏生涯，到东欧许多国家演出。然而很快地，文
革在1966年发生：“66年至71年之间完全不能弹琴，琴都扎了、烧了。
以前参加比赛是为国争光，文革时变成卖国求荣。演奏贝多芬、萧邦的
音乐，称为‘死人占领舞台’。我还是留在音乐学院，但每天不是教学
或演奏，而是自我批判。”

　　这期间他也被派到工厂、农村等工作，直到1971年可以演奏《黄河》
了，李名强又开始弹琴：“71年到76年间别的什么都不能弹，只能弹这
一首曲目。而且必须弹得和唱片里的一模一样，所谓样板戏不走样，还
记得一次我弹得和原来的不一样，被批判了。”

　　文革在1976年结束，1977年起李名强开始到西欧国家演奏，1978年
上海音乐学院恢复招生，李名强也继续他的教学工作，1984年还当上副
院长。1989年他到美国住了4年，到各院校讲学，1992年起定居香港。

　　80年代开始李名强也担任许多国际音乐比赛评委。从60年代在萧邦
大赛得奖到90年代担任该比赛评委，李名强的生命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整个世界乐坛也同样在改变。

　　李名强说：“现在的比赛和以前很不一样了。1960年以前世界上只
有几个比赛，人人都想参加，很有威望。现在世界各地都在举行各种音
乐比赛，大家都有机会在国际比赛得奖，力量分散了。”

　　以萧邦钢琴比赛来说，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钢琴比赛之一，历届得
奖者很多都成为举世闻名的钢琴家，如阿什克纳济、齐默尔曼、傅聪等
等。这项每5年举行一次的比赛，过去两届（1990年及1995年）却没有人
得到第一奖，是否意味着90年代的音乐比赛已达不到往年的水准？

　　李名强说：“两次没给第一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不给是
因为没有那么好的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给就是为了保持素质，
所以比赛还是维持了原来的高水准。”

　　谈起比赛的意义，他说：“得奖的意义不在于奖金。1990年的萧邦
比赛，第一名的奖金折成美金只有300元，但是全世界都想要参加，因为
得到第一名以后，两三年内保证你能够在世界最大的音乐厅演出。所以
音乐比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李名强指出，对于一名刚刚成熟、正要步上世界舞台的年轻演奏家
来说，音乐比赛是很好的机会。然而音乐比赛越来越多，出现了一种不
可取的现象：“我们经常在各地当评委，发现比赛中出现了一些熟悉的
面孔。一些选手成为比赛专家，十年内可以参加60多个比赛，也就是说
平均两个月他就参加一次比赛，就像买六合彩一样，碰碰运气，希望能
得个什么奖。”

　　他说：“这些年轻人的心理是非要得一个奖不可，就像赌博一样，
越输越想赌。但越赌又输得越厉害，因为这样的职业选手无法好好练琴，
大多数永远都拿不到奖。”

　　然而，无论社会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乐坛上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李名强还是相信：“历史一定是往前发展的。中间可能会遇到挫折，会
有起落变化，但古典音乐是不会被取代的，音乐的前景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