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修文希望有一天，中国式的民族乐团也能够与西洋交响乐团并驾
齐驱，在很多国家建立起来。

　　他希望中国音乐能为世界艺苑贡献一朵花。

　　他说：“这是我一辈子的心愿，不一定要在这一辈子看到它实现，
但是我希望所有的民族乐团都能够朝这个方向，不断发展。”

　　那是他在1995年来新演出，接受记者的访问。

　　言犹在耳，已传来彭修文逝世的消息。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民乐指挥家及作曲家彭修文是在12月28日凌晨心
脏病爆发，病逝北京，享年65岁。

　 彭修文近来身体欠佳，患脚肿、腹水及肝病等等，去年5月应邀前往
台湾指导高雄市国乐团，并指挥该团公开演出，成为他一生最后一场演
出。返回北京后，于12月上旬为香港回归完成庆典作品，不久即因身体
不适住院。

　　香港市政局文化委员会还在12月27日开会决定由彭修文出任香港中
乐团新一任总监，不料第二天这名最负盛名的民族乐队指挥家，已溘然
长逝。

　　1995年来新参加亚洲演艺节，是他最后一次在新加坡演出和受访。
那一次访问相当仓促，记者会结束时拉着他问了几句，然而彭修文一谈
起民族音乐的交响化、民族音乐的未来，即满腔热忱，滔滔不绝。

　　急得一旁的彭太太频频催促：“别再说了，没时间了，大伙儿就等
你一个！”

　　这名热情的老者才言犹未尽地留下酒店电话与客房号码，随大家离
去。那一次也是他继1994年以后再次来新，令人以为他会常常再来，以
为一些没有问完的问题，可以留待下次。

　　没想到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机会再和他说话。

　　数十年来，彭修文把毕生精力投入音乐，把大约400首传统民族音乐
改编成大型乐团曲目如《步步高》、《花好月圆》、《瑶族舞曲》、
《月儿高》等，也大量创作民族器乐管弦作品如《流水操》、《怀》、
《秦兵马俑》、《金陵》等，被誉为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创始人之一。

　　彭修文早年丧父，从小与叔伯生活在一起，常常听他们演奏乐器，
觉得很有趣，自己也在一旁无师自通地学拉。抗战时期，日子非常贫困，
彭修文自己找了竹子、牛皮纸、马尾，完成第一把自制二胡，从此与音乐
结下不解之缘。

　　50年代初他从商科学校毕业后，放弃了银行工作的机会，到西南区人
民广播电台担任音乐编辑。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中国广播电台，在他和一
班先驱者的共同努力下，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从此当
上了指挥。

　　多年来彭修文为民族乐队改革和创作作出不少贡献，谈起民族乐队的
形成、发展、继承与创新，都必须提到彭修文。

　　新加坡华乐团指挥瞿春泉在50年代末首次与彭修文接触，他指出：
“我是在1959年第一次听他演出。那时我在上海，他带领乐团到上海演出。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很早，那个时候在全国的影响还不大，但是我们同
行之间都了解这个人，知道他在作曲和指挥方面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

　　瞿春泉指出，50年代是华乐发展的起步阶段，那时的乐队是以江南丝
竹、广东音乐等小组形式演奏，把各组组合成大乐团，可说是由彭修文开
始。

　　他说：“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他逐步地把民族管弦交响化。当时华乐没
有很多大乐队的作品，彭修文一边组建乐团一边身体力行地创作，使民乐
在音色、乐器搭配、组合等各方面都能够达到相当好的效果，对后人很有
启发性，也是年轻一代民乐工作者的楷模。”

　　新加坡华乐团古筝演奏员熊岳在1976年至1992年间任职于中国广播民
族乐团，她说：“我从小就喜欢听他的音乐，广播上每天都播他的音乐，
小时候妈妈还告诉我如果以后要进乐团，一定要进这个乐团！1976年我刚
进乐团，对他非常崇敬，觉得能够成为这个乐团的团员，很荣幸。”

　　熊岳指出，彭修文在指挥时对每一个团员都非常严格，对音乐的处理
一丝不苟，对每一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细腻。私底下，彭修文则是一名亲
切健谈的长者：“排练完了之后，我们都很喜欢听他侃侃而谈。他博览群
书，知识很广，和他谈天对我们后来在艺术上的成绩也有一定的影响。”

　　彭修文的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然而在团员心目中，他就像一个铁
人。熊岳说：“很早的时候，我们就经常看到他在排练时露出身体不适的
痛苦表情。但是一到了演出的时候，他就变得好像什么病也没有了。”

　　熊岳去年5月到台湾探访丈夫阎惠昌，最后一次看到彭修文：“我们
在一起吃饭、看演出、谈音乐，那一次觉得他苍老了很多，真正露出了老
态，动作也缓慢了，令人感觉到他年龄大了。”

　　然而彭修文在熊岳以及很多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
熊岳说：“我们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民乐的历史上，这个人
物的贡献实在太大了，他是一个泰斗一样的人物。”
(稿于1997年1月1日)


1995年专访

　　简简单单的民间小曲，到了彭修文手中，变成一首首音色丰富、变化
多端的管弦乐曲。

　 数十年来，这位中国音乐家把大约400首传统民族音乐改编成大型乐团
曲目，也大量创作民族器乐管弦作品，被认为是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始
人之一。

　　提起彭修文，就让人想起交响化的中国民族音乐。

　　然而彭修文对于“交响化”这个名词，却颇有点意见：“目前很多中
国乐团都提倡交响化，认为寻求交响化是民族乐队应该走的道路。我不以
为然。我觉得民乐首先是民族的，应该是以中华民族为基础，然后再多元
化发展乐队的能力。”

　　他认为：“中国有56种民族，每一个民族有不同的特点。民族乐队应
该反映的是这种多样性，交响性只是其中潜在的一种能力，而不是惟一的
目标。完全朝西方交响乐团的模式发展，会使人迷失本源，甚至会毁了民
族乐团。”

　　彭修文本身致力于把传统乐曲改编成乐团曲目，创作许多交响式华族
音乐以及交响曲《金陵》，这难道不是一种“交响化”？

　　他解释：“民族乐队应该注意的是旋律、风格、多样性、民族性，而
不是‘交响化’。欧洲交响乐有它一定的奏鸣曲式，我们并不排斥它，但
它也不是金科玉律。我们可以创作中国人的交响乐曲，使用中国人的逻辑，
而不一定要采用西方的曲式。就像说话一样，最重要的不是架构、花样，
而是你的语言能不能让别人听懂。”

　　彭修文认为作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听懂、受感动，从而启发人们对事
物的认识：“创作广大听众所喜爱和便于接受的作品。广大的群众是中华
民族音乐的强大基础，不朝这方面发展，等于是走入象牙之塔，范围很
小。”

　　把传统乐曲改编成管弦曲目，也是为了便于乐团的演奏：“传统中国
音乐曲调，很多只供一件乐器演奏，或是小型合奏形式，不适用于乐团。
要使用整个乐团来演奏这些作品，必须重新编过。”

　　编写过程是根据演奏需要把曲调增加或删节，力求保持原曲的风格内
涵，有几种不同的程度：“变化大的，我称为编曲；保持原来节奏的，我
称为改编；只是配上乐器，把单一曲调变成多声部的，我称它为编配。”

　　彭修文说：“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必须从音乐效果和演奏特性考虑。
选择乐器时也必须考虑方便不方便、可能不可能，有的乐器改编效果不理
想，处理的时候变动很大，甚至把吹奏乐器整个移到弹奏乐器上。”

　　彭修文也曾尝试把一些西洋音乐改编成华乐曲目，1983年面市的《卡
门组曲》和《展览会中的图画》，都获得很好的反应。

　　他说：“那是一次偶然情形下，应日本唱片公司的邀请进行的。日本
人想尝试从东方文化背景出发，演奏欧洲经典音乐，我自己也想试验一下，
看看民族乐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表现能力。结果是达到全新的世界，音乐
色彩非常丰富。”

　　这一系列的编曲主要是换上多种民族乐器，保留原曲旋律。彭修文并
不否认这次大胆尝试的效果很好，以后也可能会继续进行这类编写工作，
但这并不表示这类作品具有代替传统音乐的能力。

　　彭修文说：“我自己很明确，这只是演奏领域的一个角落，而不是一
种方向或目的。这样的音乐演奏就像借来的衣服，我所扮演的至多不过是
个裁缝的角色，把它修修改改，改得再合身它也不会变成自己的衣服，意
义不大。”

　　彭修文认为让民族乐团演奏欧洲乐曲的目的，是为了反映民族乐团的
能力：“我所设想的是希望中国的民族乐队能够成为具有多方面能力、受
到世界各地承认的乐团，与西方的交响乐团并驾齐驱。”

　　他说：“目前世界各地都有交响乐团，但我想也许有一天，中国式的
民族乐团也能在很多国家建立起来。这不是沙文主义，而是希望中国音乐
能为世界艺苑贡献一朵花。这是我一辈子的心愿，不一定要在这一辈子看
到它实现，但是我希望所有的民族乐团都能够朝这个方向，不断发展。”

　　彭修文将于6月13日指挥新加坡华乐团呈献“夏之夜”音乐会，演奏
他所改编和创作的多首作品，包括《秦兵马俑》、《瑶族舞曲》、《丰收
锣鼓》、《将军令》等等。彭修文也带来三位中国广播民乐团的独奏员张
大森（琵琶、柳琴）、张方鸣（二胡）和周东朝（唢呐）与乐团协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