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掌声、赞叹、大提琴声，伴随着王健一起成长。

　　王健4岁开始学习大提琴，9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两年后即与上
海交响团表演圣桑大提琴协奏曲，备受瞩目。

　　1982年（13岁），王健首次代表中国前往美国表演，演出近50场
音乐会，深获好评。

　　1985年进入耶鲁大学随大提琴家帕里佐学习，1989年获得学位。

　　王健今年25岁，当年的“大提琴神童”如今已是享誉国际的大提
琴家。

　　回想被冠上“神童”称号的童年和被称为“奇才”的少年时期，
王健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也不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
与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

　　王健说：“我的父亲是一名大提琴家，从小接触大提琴是很自然
的。小时候拿起提琴来玩，觉得有兴趣就开始学习了。那时候，是用
一把中提琴倒过来拉。”

　　9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演出后受到世界知名音乐家的赞扬，他
说：“大批同学之中，很多都是‘神童’，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只不
过我比别人幸运，比较多演出的机会。大家都同样是学音乐的，我并
不会感觉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

　　对于“天才”的说法，王健认为：“人们常说搞音乐一定要有天
分，但自称为天才，未免太狂妄了些。人们说你是天才，不一定是你
比别人优秀。只不过是在音乐方面有独特的感受力，比一般人敏感。
对优美旋律的吸收力比较强，演奏的时候就能够放入更多的感情，更
能够使别人受感染。”

　　王健解释：“你可以说我在这方面比较优越，但这不是天才。就
像有些人对电影比较敏感，别人看了不觉得怎样，他看了却会有特别
的感受，感动得流泪。”

　　而且，有了独特的天分，也照样要练习：“光有天分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技能的配合，天分再好也不能发挥。唯有刻苦练习，才能有
良好的表现。”

　　对于“小时了了”的演奏者来说，“大未必佳”往往是他们最大
的恐惧。王健是如何面对成长的压力？

　　“我承认很多从小就表演的音乐家都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些朋友
几个星期不表演，就好像有点不平衡。对我来说，比较平衡一些。因
为大提琴不像钢琴，大提琴的演奏机会不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
准备，压力也比较小。而且以我的性格来说，容忍性比较高，不是那
种一定要表现得很好才会很高兴的人。”

　　大提琴自然而然地成为王健生命中的一部分。从小他就没想过自
己为什么要拉琴，长大以后也没想过要放弃大提琴或尝试其他的东西。

　　前往美国求学以后，王健发现美国小孩并不像中国小孩那样，
8、9岁就决定一生的事业。

　　“中国父母和小孩的目标性都很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音乐家，
决定以后就非常专心。美国小孩则往往到了20多岁还在三心两意，等
到下定决心以后，有时已经太晚了。反过来说，美国父母比较没有强
迫性，让孩子自己选择、自己发展，而中国父母如果不了解小孩的长
处，拼命逼他学一些不适合的东西，长大后想改已经来不及了。”

　　王健进一步比较两国的学习情形：“打个比方，10个中国小孩接
受同样的训练，可能有8、9个都是技能很好的，但是只有1、2个适合
做音乐家。同样地，10个美国小孩之中，可能有8、9个都拉得很差，
但肯定也有1、2个是拉得很好，适合当音乐家的。”

　　在美国居住多年后，王健坦言回家的时候会感到不习惯。他笑着
说：“觉得人太多了！到处是人，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形，人口不断增
加，迟早自我毁灭！”

　　不过，王健还是尽量每年回去看看。至于回家长住，他说：“我
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长住过，现在也有一半时间在欧洲演出。古典音乐
在中国还是很落后，经常回去会有点帮助，但是长住倒不一定有用。
音乐是交流性文化，长期住在一个地方，反而不好。”

　　王健的另一个特色是不参加比赛。

　　明明是备受赞扬的音乐家，翻开他的资料，看来看去都找不到一
些可以大书特书的什么大奖、大赛。

　　他解释：“我不喜欢参加比赛。我觉得比赛选出来的，不一定是
最好的。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有一种盲从的弊病：别人说好我
就说好，大家都说一幅画漂亮，我也不敢说它不好。观赏音乐会也一
样，看到是得过奖的音乐家，就认为他一定奏得很好。我常常想，我
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提醒自己，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如果有
一个人拉得很好而他从来都没有得奖，你就不敢说他好吗？”

　　王健这一次到新加坡来，演奏卡巴列夫斯基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众多作曲家当中，他最喜欢近代俄国音乐家的作品：“俄国作品，情
调比较像中国人，比较着重现实。听莫扎特的音乐，是一种看不到的、
美好的想像，听萧斯塔科维奇，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感受。